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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转型期的商业精神
浅谈转型期的商业精神
来源:中制冷设备网    200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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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或许会有争议的名单

 

  热衷于排名是美国人的性格。从电影、音乐、文学到体育,各种Top Ten充斥着美国人的日常娱乐生活。正像托克维尔说,因为没有贵族传统,他们对自己缺乏自信,故热切地渴望别人的赞美与承认。这种热潮在90年代又全面入侵了商业世界。《财富》在1955年第一次推出500强的排名时,对权力的崇拜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但在《福布斯》制造它400富人榜时,娱乐因素就站到了前台。将商业娱乐化的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大行其道,《财富》杂志前任主编约翰·休伊最重要的编辑原则即是,商业应该像体育运动一样性感。

 

  尽管美国的商业模式在过去两年中已遭到了众多的质疑,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在今年5月出版的《市场的真相》一书中甚至说,曾经作为多数经济思想和决策基础的美国模式不仅已失去了吸引力,而且是不正确的。

 

  或许,里根与撒切尔的确错了,世界其他国家逐渐也发现,美国模式是如此难以复制。但尴尬的现实是,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能提供榜样的作用。美国商业模式被丑闻困扰,但其管理模式,尤其是商业文化,仍在世界许多地区有着广泛的追随者。当然,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排名。

 

  这是《经济观察报》第二届“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活动,它是明显的美国商业文化的受益者(或受害者)。不管是政治、文化还是商业领域,我们行动的主要原则不是我们想做什么,而是别人已经做了什么。像刚刚脱离欧洲的美国人一样,中国人在过去的150年里惊人的缺乏自信。即使在“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样的陶醉的滋养下,北大的学生还是称自己的母校是“中国的哈佛”,一位雄心壮志的年轻企业家会说自己要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一份如《经济观察报》那样作高姿态的报纸也不由自主地说自己是“中国的《金融时报》”……

 

  即使是这场评选最热情的支持者,都不敢说它所呈现的结果是全然的公正与客观。这项活动迅速赢得的声誉与它仍显幼稚的理论基础,已经引来了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大多数批评者的观点正确无疑:它的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一些最为基础的问题上,不管是《经济观察报》还是北京大学企业案例中心,都无法作出清晰合理的解释。没人能给“最受尊敬”作出令人信服的定义,它不意味着“最大”、“增长最快”,或是“公益事业投入最多”、“品牌价值最高”、“工作环境最舒适”、“最富远见”……它过分宽阔与含混的定义,使得为之设置的种种量化指标都不那么禁得住推敲。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发现,人类重大的科学发现,不是由于科学家毫无偏见地观察世界、收集材料,然后推理出结论,而是科学家先拥有某种确定的观念,然后收集合适的素材证明这种观念。也就是说,在哥白尼头脑中,首先是一种“地球不过是一颗普通的星球”的强烈召唤,然后他才创造了“日心说”。同样的,这项“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不是因为中国的确已经产生了这么多值得尊敬的企业,而是我们的思维早已潜移默化地被各种排名所影响,在习惯性的盲从中作出这项决定,然后套用了一套量化体系,最后,我们要为这种冲动赋予意义——证明这些企业为什么受到尊重。

 

  商业革命的意义

 

  上面所写的一切是否已经让你不知所措?我在解构这项评选的意义?我蔑视入选企业的荣誉?不,不,并非如此。我首先试图表明的是,很多时刻,那些辉煌大厦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所以不要对眼前的成就或失败赋予过分的意义。其次,世界的演进规律也同样如此,没人能在一开始就设计出一套令人满意的计划,人们只能在粗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我试图将这种评选拉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与美国一样,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是商业的年代。企业家群体成为社会最耀眼的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崛起的代表力量,甚至在21世纪开始时获得了他们从未有过的政治地位。他们已经习惯了各式各样的评选与鲜花、掌声与赞扬。对的,这份名单的确不够完善,但我们仍然为一些企业在它面前表现出的态度而吃惊:他们要么对于自己未出现在排名上而耿耿于怀,要么因为名次不够高而闷闷不乐,其中的几家在入选后表现出相当的不合作态度——似乎公开他们值得尊敬之处就是在公开他们的商业秘密。这份或许漏洞不少的名单的确就像今天的中国商业世界一样,它或许有一个光鲜的形式感,但其内容却有待充实。但仍显幼稚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它的未来不值得期待。

 

  《经济观察报》深知,能否坚持下去是决定其结果的最关键要素。你还记得1956年《财富》500强的排名,或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1986年第二次进行大学排名时的艰难吗?不错,在当时,它们都被指责为浅薄与幼稚。但当它们坚持的时间足够长时,它们就变成了令人生畏的传统。这种传统开始有效地影响了公司的行为准则。

 

  正如我最初所说,“最受尊敬的企业”评选的设立,最初只是一种盲从的产物,是美国商业文化影响的结果。但当我们对此思考越多时,它就获得越来越大的意义。只因为商业在现代中国扮演的角色与其在美国的角色决然不同。对于后者,商业始终是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创造力集中之地。但在中国的语境内,商业往往意味着更为革命性的力量,“商业始终提前点火启动”。中国的商人或许不知道布罗代尔是谁,却肯定会对他研究历史的方式深感兴趣。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将人类的历史理解成一部商业史,缔造现代世界的不仅是马丁·路德与拉伯雷,也是投机家约翰·劳与实业家雅科布·富格尔。在他的眼中,我们生活的环境由生产世界与消费世界共同构成,市场经济不仅是连接这两个世界的纽带,更是马达,是狭窄但活跃的区域,于是一切“刺激、活力、新事物、创举、各种觉醒、增长甚至进步皆由此涌出。”

 

  柏克莱大学的经济学家J·B·德隆说,20世纪是经济的世纪。比起1900年,在政治形态与文化价值上,2000年的世界并没有发生飞跃的变化,人们仍相信民主制与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但物质生产能力却发生了飞跃。20世纪的主要灾难,正是源于迅速改变的经济形态与仍旧停滞的政治与文化形态间的冲突。一直到1978年之前,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彻底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实验的历史,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纯粹的经济的历史。2003年的中国与1978年的中国相比,经济变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心理变革令人无法想象。

 

  商业革命(尤其是以技术为背景的商业革命)再造了中国。在这样的语境中,80年代的个体户与90年代的企业家,还有浩浩荡荡的全民商业化的行动,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商业理念拓展了社会空间,重塑了中国人的性格,他们变得更尊重个人权力,更独立,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现象。一个年轻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一家企业,并改变了世界,这种传奇在传统的中国从未上演过。想一想杨元庆、张朝阳、田溯宁对于新一代中国人的榜样力量,谁能说那些默默无闻的温州打火机制造者没有在推动中国变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更为浪漫的经济史学家熊彼得的价值谱系中,企业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英雄,是他们一次次将世界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他们蔑视常规、热衷冒险,野心勃勃地开创着新世界。德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海贝勒将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视作一个战略群体,他们在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领导性的作用。

 

  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也同样越来越强,即商业没有获得真正的主动性,它在政治与社会习惯的压力下仰人鼻息。布罗代尔对此拥有更生动的解释,他说资本主义是一位晚间来客,当它到达时,一切已经安排就绪。流传在18世纪埃及的说法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参照意义,当地人说大商人不可能超过一代,因为他们会被政治社会所吞噬。对于中国商人而言,过去25年或许的确与众不同,政治与社会传统至少已经窒息过几次商业革命。按照普遍的观点,我们错过了明朝末年的资本主义萌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曾出现过,但因中日战争而终止……在我们习惯中,胡雪岩与盛宣怀都是商人的代表,他们的商业行为是官场文化笼罩下的花朵——美丽、繁茂,却脆弱。借此你就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商人常常在书房中摆上曾国藩家书与胡雪岩的传记。种种迹象表明着这种延续性,入选名单中的招商银行,不正是延续着盛宣怀创办的招商局的传统吗?前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面临后者在当年遭遇的双重考验。

 

  比之消极历史的循环与不变论,我们明显地趋向于将商业行为作为变革性因素。尽管今天的商业世界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比起其他阶层,商人阶层无疑如爱默生所说:“他们更好地理解并着手他们的工作,并且吸收更多有活力的力量”。商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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